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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象文化

超重的托付

印象贵州 2021-7-31 13:02 32785 0

摘要:  谈到贵阳高家,避不开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:“高家的谷子”,它和“唐家的顶子”、“华家的银子”在贵阳妇孺皆知。 “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,不容否认和忽视,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,三十年代,得到高可亭( ...

          印象贵州网讯 (冯飞)2017年元月,一部图文并茂的大型历史文化著述《忠孝成山——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》(简称《忠孝成山》),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书60万字篇幅,精装本上、下册,我是该书的主编、主撰。
         《忠孝成山》出版前后,该书所涉及的“成山草堂”(唐树义旧居)、“成山唐氏祖墓群”,以及唐炯办团的“朝阳寺”遗址,先后被市、区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,这些成果也是近年来,乌当区作家协会进行“学术化写作”探索的直接见证。《忠孝成山》一书由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,学界好评如潮。2017年3月21日下午,中共乌当区委、区人民政府会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,联合举行《忠孝成山》一书的首发式。斯时群贤毕至、盛况空前,国内数十位著名学者及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总编辑丁波博士、责任编辑郭玉春博士等莅临。同年5月,《博览群书》杂志和商务印书馆读书会公众号,同时发表了学者杨德昌先生的书评《忠孝是一座怎样的“山”》。2019年,该书获贵州省人民政府“优秀社科成果奖”。

《忠孝成山》书封

         《忠孝成山》出版后不久,一位好友曾问我:“还能写出与之比肩的作品吗?”我思忖许久,只能用一个字作答:“难。”2018年初夏的一天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对方说他姓高,“我的父亲是高铭琦,我叫高昌笃。”初闻此言不由泪落,心头往事蹁跹!
          高铭琦,我叫他九爷爷,去世已快十年了。
          生于民国八年(1919年)的高铭琦老人,高氏“铭”字辈中行九,生前与我是忘年交。其孙辈高言义曾任新添寨镇副镇长,热心家族文化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经言义介绍与高铭琦老人相识,随言义喊他“九爷爷”。这位老人年轻时代追随共产党,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,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,得到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省工委”)的高度评价。1991年7月1日,中共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,中共贵阳市委在高家花园旧址召开纪念会,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秦天真致词——
         “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,不容否认和忽视,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,三十年代,得到高可亭(高昌适)乡绅的默许和支持,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,投身革命,如高昌谋、高旭、高言志、高言诗、高言书、高言善、高铭琦等……高家花园现在已经部分修复,以示纪念,并正式移交市委,作为一历史见证,载入史册。”
          秦天真前辈点到的那些名字,“九爷爷”高铭琦是其中之一。
          200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,我的电话突然响起,旋即,年届九旬的高铭琦老人出现在我家。据他说,他是早锻炼时趁儿女不备,自己打出租车“跑”出来的。老人将祖上高廷瑶遗著《宦游纪略》及其主编之《渤海堂高氏族谱》等赠送于我,托付再三:“希望你抽点时间,对高氏家族文化予以关注,但愿你再写一部《大清血地》那样的作品。”九爷爷在我家吃了一碗面条,又乘上我找的出租车,匆匆离开了。
          老人为何如此信任我?至今我未弄明白。遗憾的是,那时我虽年轻却身患重疾,不得不四出求医、无暇它顾。两年后,言义告知九爷爷病故,我对高氏文化的研究既无头绪,更无进展,为此我心里十分愧疚。不久,言义也因心血管疾病而突然辞世,我心里愈感悲怆。
          我和九爷爷的交往,似乎就此完结,连个佐证都没有,但我于心不甘,以至接到高昌笃先生的电话时,我百感交集突然泪落。交谈中得知,其父生前多次给他说起过我,我心头稍得宽慰——昌笃叔叔虽与我素未谋面,却是我和九爷爷之间不可多得的“证人”。
          谈到贵阳高家,避不开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:“高家的谷子”,它和“唐家的顶子”、“华家的银子”在贵阳妇孺皆知。
          高廷瑶两次出任广州知府,其为官耿介刚直,二十余年间,先后纠正冤假错案上千件,是中国法制史上的标志性人物。清代实行“养廉银”制度,官员收入颇丰。高廷瑶不仅广置田产,且富而不奢热心公益。晚年告老还乡,曾在北衙兴办义学,劝勉穷家子弟读书,教师束脩则由高府承担。后人受高廷瑶家风影响,历代推崇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,并以造福桑梓为荣。
          昌笃叔叔和我通话不久,我们首次见面。“听说目前,北衙路一带旧城改造,高公馆的情况你知道吗?我们希望它不要被拆。”显然,这是昌笃叔叔的来意。一个家族中,也只有真正的孝子贤孙,才会对此类问题如此上心。
          北衙高公馆我并不陌生,记得有一年,九爷爷曾将我带至高公馆,介绍这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:“1935年秋天,贵阳发生的‘七一九’事件,导致省工委遭受重大打击,党的领导人林青遇难。幸好我们有北衙这高公馆,当年秦天真、徐健生他们,在这里化险为夷。”九爷爷指着破旧的厢房说,“秦天真他们,当时就在这里躲藏,唐植民负责传递情报,为秦天真他们送水送饭。”老人最后强调了一句:“这一切,都是高言志安排的。”


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专家学者来到乌当
瞻仰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


          近年来,随着旧城改造的不断深入,在各种利益的博弈权衡中,高公馆的存与废,突然成了一个话题,也似乎成了一个难题。如何对待高公馆这样的建筑,其实关系到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红色文化的挖掘、保护与传承。要想客观公正地评价高公馆的历史价值,则必须追根溯源。至少要知晓血雨腥风年代,省工委所经历的那段苦难历程!
         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,是红军长征期间,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一个省级地方党组织。工委书记林青,工委委员秦天真、邓止戈、刘雪苇。省工委的秘密机关,设在贵阳文笔街高家花园——这是高廷瑶建在城里的住宅。
          1935年元月,“遵义会议”后,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黔、川、滇等地,巧妙与敌人周旋。同年2月,党中央派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前往莫斯科,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。潘汉年首先来到贵阳,同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取得联系,在听取秦天真的工作汇报后,潘汉年下达了两项任务:一是派人护送他到上海;二是要求省工委设法获取国民党军用地图、密电码及地空识别标志图。在黔军少将、地下党员黄大陆及邓止戈、缪正元的密切配合下,省工委圆满完成了潘汉年交办的特殊任务。军用地图、密电码、地空识别标志图等重要情报,通过特殊途径顺利送达党中央,协助红军四渡赤水突出重围。蒋介石在乌江以北剿灭红军的希望成了泡影,气急败坏。
          “……朱毛残匪不能在龙里与盘江歼灭,失却良机,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之故,以后应特别慎重这。”(《蒋中正日记》 1935·4·30》)
          从蒋介石1935年4月30日的日记来分析,他对潘汉年及贵州地下党秦天真、黄大陆等人的作为已经有所察觉。——“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之故,以后应特别慎重这。”蒋介石在日记中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,留存了鲜活的历史细节,佐证了贵州地下党为完成重要使命所付出的艰辛努力,亦佐证了贵阳“高家谷子”这个文化世家,对推动历史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!
           恼羞成怒的蒋介石,命令贵州中统特务全力搜捕地下党。
           1935年7月19日,特务从贵阳师范学校和万宝街、大公巷等三处展开突袭,省工委书记林青、工委委员刘雪苇等十九人被捕。8月20日,刘雪苇在地下党员、狱警董亮清的帮助下成功越狱,9月11日,工委书记林青遇难。
           刚成立半年的省工委,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紧急关头,北衙高氏家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。在高言志巧妙安排下,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、刘雪苇及地下党员徐健生、董亮清等,秘密转移至北衙“高公馆”隐蔽,他们在此逃脱了特务的搜捕。后来根据省工委“八月会议”的决议,秦天真、刘雪苇、徐健生三人辗转去了延安;而帮助刘雪苇越狱的董亮清,则回了山东老家……
          一桩血雨腥风的“七·一九”事件,展示了乌当这片土地固有的特质:淳朴而不失倔强,睿智而坚守忠贞!毫无疑问,高公馆的历史贡献不该忽略。但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和纪律所限,这段历史一直未纳入学术研究范畴。除零星记载于党史资料和个人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,其他基本不为外人所知。

高氏后人回北衙,参观老宅后合影。
(从左至右依次为言经、言明、言常、昌笃)
          北衙高公馆这桩往事的当事人,除了秦天真、徐健生、刘雪苇、董亮清和高言志以外,还有一位叫唐植民。
          唐植民,苗族,1911年生于北衙,其父乃高家佃户。童年时代,唐植民与同伴高言志无话不说。后在高氏家族资助下读书求学。1935年秋,中共地下党遭敌特破坏,省工委书记林青被捕遇难。危急关头,高言志、唐植民把地下党领导人秦天真等转移到高公馆保护。唐植民晚年撰写回忆录《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》,叙述自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详细经过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关于秦天真他们在北衙遇险的经历,我曾把九爷爷讲述的内容,与唐植民老人的回忆录《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》进行对照。唐植民是这样叙述的:“我按照高言志同志的布置,把他们安顿下来,并帮助他们安全转移。”——唐植民的回忆录,与九爷爷的讲述完全吻合。
          文物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证者,更是“文化自信”的依据和凭证。北衙高公馆这所破旧的房屋,其价值何在?算得上文物吗?近年来,我购买大量历史文献反复研读。此外还利用节假日,自费到云南、四川、重庆、安徽、广东等地考察。在一系列党史、军史文献中,我找到了答案和佐证的依据。
          位于乌当北衙村的高公馆,它伴随贵阳农耕文明的发展而诞生,见证了“高家谷子”的兴衰演变。同时,也由于高言志的特殊身份,从而增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“传奇经历”。


加入地下党不久的高家“大少爷”高言志

          2019年,即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之际,隐蔽战线一批无名英雄的身份终于解密。为撰写高言志传略,国家有关部门抽调专人设立编辑组,从北京专程来贵州寻找高氏家族后人,并到党史研究机构进行采访,搜集高言志的家族信息和相关素材。
          高言志是民国年间,高氏家族“言字辈”的大少爷;更是隐蔽战线智勇双全的幕后英雄,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,高氏十余位家族成员大义凛然、出生入死,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,然而他们的事迹却不为外人所知。如今,“高家谷子”最早、最直观的历史文化遗迹——乌当区北衙村“高公馆”,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,由此引发几多感慨和联想。这时,高言志辞世已三十五年!

晚年的高言志(中)和儿孙们
          2018年元月——2019年6月,在乌当区文联安排下,乌当区作家协会以北衙村高氏家族文化为课题,编撰大型历史文化著述《时光的拓片——走近贵州高氏家族》一书。其间,我执言奔走于市、区相关部门,请求对北衙村“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”实施保护。在中共乌当区委、区人民政府主导下,各级党史研究机构和文物、考古等部门先后介入,围绕高公馆的人文历史开展了大量有效的研究、论证工作。中共乌当区委两次下达红头文件,对高公馆的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           2019年7月2日,我受中共乌当区委党史研究室邀请,参加“北衙村高家大屋论证会”。与会者中,既有我素来仰慕之熊宗仁、范同寿等学界大腕,也有来自省、市、区相关部门负责人。最终,我的呼吁得到了学界前辈及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。同年9月27日,此事尘埃落定,高公馆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“文物保护点”,并正式挂牌。


           2021年3月1日,国内一支文物修缮的专业工程队正式进入高公馆。临街高大的牌楼上,一行蓝底白字格外抢眼——“中共贵州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修缮项目”!
           占地4千余平米的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,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静静仰视苍穹,我感触良多倍感欣慰。截止到目前,乌当区的文物保护单位有26处,其中省级2处,市级19处,区级5处。这当中的两处市级文物,一处区级文物,是近年来,乌当区文联所属的文化志愿者挺身护宝,强烈呼吁保护下来的。
           高公馆,这天地之间,这数千平米的鸿篇巨制,是我眼中最美的作品!面对这片土地和过往的腥风血雨,只要努力过,就没有愧对初心。

编审:融媒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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